二十世纪已经进入她的尾声了，当我们即将告别二十世纪之时，反思这个世纪中国文学艰难坎坷的历程，对于走向新的世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可以说是努力走向大众的文学，这似乎注定了它的缺少先锋性。
世纪之初，梁启超就提出文体革命的主张，他所提出的“新民说”就力主文学应该“播文明思想于民众”，因此他提倡的新文体“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”（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。甚至有人指出：“……夫欲救亡图存，非仅持一二才士所难为也；必使爱国思想，普及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。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，莫若小说。”（天戮生《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》，1907年《月月小说》第1卷第9期。）这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学走向大众化的滥觞。
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的基点就在于文学的启蒙，先驱者们看到了民众觉醒的重要意义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出发点也就在于用浅显的白话写作，让普通老百姓都能阅读，从而达到对他们启蒙的作用。“五四”以后，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始终努力地走文学大众化之路。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为无产阶级写作，到三十年代“左联”先后多次展开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，认为“艺术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深厚的根基”，“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”（见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》）；从抗战期间提出“文艺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”，建立“通俗文艺委员会”、倡导“文章下乡、文章入伍”，到延安文艺走向群众的街头诗、街头剧运动；从解放区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，到对胡风“主观战斗精神”、“人格力量”的批判；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，到对俞平伯《红楼梦》研究、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；从第三次文代会提出文艺“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”，到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“文艺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，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始终努力在走着一条大众化之路。郭沫若在40年代发表的《向人民大众学习》一文中提出：“人民大众是一切的主体，一切都要享于人民，属于人民，作于人民。文艺也不例外。”他提倡深入民众、学习民众，“这样把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改造过来，然后才有真正的文艺作品出现。把自己的浮根深深插进土里去，再从土里发出健康的苗条来。死顽固派让他在牛角尖里孤芳自赏吧。摩登骚人让他在狭窄的巷道里搔首弄姿。我们要迈着大步走向自由宏阔的天地”（载《文哨》1945年5月第1卷第1期）。这种对文学大众化的一味推崇、对文学先锋性的竭力贬低，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偏颇。提倡文学的大众化，虽然这与中国二十世纪救亡图存的革命息息相关，虽然文学必须面向大众，但是由于我们历来一味提倡大众化，而一定程度忽视了文学创作的探索性、先锋性，甚至产生了一种让文学降低品味迎合大众的倾向，一切在艺术上有探索意味的创作不受重视，甚至遭到反对、批判，许多具有先锋色彩的创作被打入冷宫，只要下里巴人，不要阳春白雪，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总体上走着一条循规蹈矩的路，缺少创新、缺乏探索，因循守旧、惟我独尊。这注定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走向世界的艰难。
我们并不反对文学的面向大众，但是文学不应该一味地迎合大众，而应该努力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、艺术品位，在追求文学的大众化的同时，不贬斥、反对文学的先锋性，文学如果缺少了探索与实验，就永远原地踏步，就会远远地落在世界文学的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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